城市极化是指人口和资源要素在城市之间非均衡分布的状态与过程。城市极化和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非均衡区域发展理论紧密关联。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在所有地方出现，而是率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

  城市作为经济要素的聚集体和承载空间，必然也会遵从这种「非均质」发展的规律。

  城市极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普遍现象。虽然城市的等级不同，但是城市都希望成为「极化的繁荣端」——城市慢慢的变大、越来越强，人口增加，经济繁荣。

  虽然没有城市会愿意成为「极化的萎缩端」，但是极化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分化。当有些城市在极化中繁荣时，就必然会有些城市在极化中萎缩甚至消失。

  快速城镇化即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乡、镇。县城处于城市极化发展的过程中。但这仅是城市极化发展的开始。

  当下，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和卷土重来的「撤县设区」，都是城市极化发展的表象。

  在这样的城市极化发展中，县城往往处在「被动一方」——向更大城市输送人口甚至空间。

  在这种极化过程中，县城是走向「极化的繁荣端」还是会如那些在城镇化浪潮中消亡的乡村走向「极化的萎缩端」？县城面临着一场「非生即死」的命运挑战！

  要想说清城市发展中县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应该在审视「撤县设区」和「抢人大战」中看清中国城市极化的发展态势。

  从2017年开始，很多副省级城市纷纷展开「抢人大战」，扩大自身规模，但是在此之前的2013年，城市的规模扩增——「撤县设区」就慢慢的开始。在这两大动作的作用下，中国的城市极化进程正在加速。

  比起「抢人大战」的新闻，2020年关于「撤县设区」的新闻并没有引起轰动。实际上，在2020年6—7月，从大到小，从北到南，至少有长春、成都、邢台、烟台、芜湖、南通6个城市宣布撤县设区。

  「撤县设区」并非始自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表》的数据显示：

  1990年仅有236个地级市和427个县级市；2000年开始有「市辖区」出现；2004—2012年「撤县设区」曾经一度收紧。此后再度增加，从下图能够准确的看出，从2013年开始，「市辖区」的数量再度猛增，而县的数量随之减少。

  ▼ 图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0—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表》，回到正文

  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是通过这一种「撤县设区」的方式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增。

  除深圳是在2010年完成了特区内外一体化外，其他三个城市都是在2013年之后完成了「撤县设区」的空间扩张：

  2014年，广州将从化与增城两县并入，形成11个市辖区，城市面积达到7434.4平方千米；2015年，北京将延庆和密云「撤县设区」，形成16个市辖区，城市面积达到16410平方千米；2016年，上海完成了对崇明的「撤县设区」，也拥有16个市辖区，城市面积为6340.5平方千米。

  另外，武汉、南京都完成了「撤县设区」，形成了「无县市」。而杭州、成都两座新一线城市虽然仍保留「县」，但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也都达到了城市规模扩大。通过这样的形式扩大城市规模的还有天津、沈阳、大连、青岛、无锡、苏州、宁波、厦门、西安、长沙等。

  ▼ 图注：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实现城市规模扩增的四个一线城市，回到正文

  从大城市发展看，「撤县设区」已经是大城市规模扩增最直接的方式之一。从县城的角度看，这些能够并入大都市的县无疑是城市极化过程中的幸运儿。它们成为大都市的一部分，更好地接受大都市的经济辐射和经济带动，将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无论这种「撤县设区」怎么样发展，其所能并入的市辖区毕竟有限。更多的县城会直接面对大城市的另一种挑战——「抢人」！

  虽然「撤县设区」开始很早，但是波及城市数更多且给人更深印象的城市极化发展则是各个城市展开的「抢人大战」。从2017年至今，全国已有超50个城市发布了多次人才吸引政策。

  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抢人大战」多停留在副省级城市之间。成都、武汉、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及西安、郑州两个中部城市拼抢得异常激烈。到了2020年，已经很激烈的「抢人大战」再次升级——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三个一线城市也开始「抢人」。

  2020年9月23日，上海发布新政，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应届本科生，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硕士，全国各高校的博士可以直接落户；

  2020年12月16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广州市差别化市外迁入管理办法》的意见通告，根据通告：广州7区入户政策拟放松，28岁以下大学专科学历可落户；

  不仅如此，根据2021年3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本市「十四五」快速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建议》（沪府规〔2021〕2号），至2035年，5个新城各集聚100万左右非流动人口，基本建成长三角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至2025年，5个新城非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360万左右。可以预计，上海已经为更多地吸引人口做好了准备。

  再看深圳，与那些高校云集的城市相比，深圳历来被视为吸引毕业生的磁极城市。从2020年开始，深圳也逐步加入对在校生的「抢人」大战！

  具体而言，根据2020年10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相关联的内容，深圳将「探索扩大在深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支持深圳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未来，将有更多的高校落户深圳。从现在的「到深圳工作」到未来的「到深圳读书」，深圳的「抢人」范围无疑将进一步扩大。

  除了一线年的「抢人大战」中地级市也不断加大「抢人」力度。2020年年底，无锡、苏州都推出了户籍松动政策。

  尤其是苏州的政策更为瞩目——2020年12月22日，苏州市公布了《关于逐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建议》，提出：落实租赁房屋非流动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租房落户」。

  总之，以前存在于副省级城市之间的「抢人圈子」如今已经「破圈」：从一线城市到地级市，都纷纷加入。「抢人大战」的升级最直观的理由就是：那些最早投入「抢人大战」的城市已经收获丰硕的成果。

  恒大研究院2020年8月公布的《中国人口大迁徙的新趋势》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在2016—2019年的四年时间内，深圳、广州、杭州3个城市年非流动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32万、28万、27万，较2011—2015年均有大幅度增长；长沙、宁波、西安、重庆、成都、郑州的年非流动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

  除上述城市外，武汉自2017年开始启动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通过一系列人才新政，已经提前两年在2019年完成计划——共新增留汉大学生109.5万人。

  「抢人大战」和县城有啥关系呢？请不要把这些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看成与县城发展无关的「神仙打架」。因为这场「抢人大战」所争抢的正是那些因为外出读书或工作而不再回到县城的年轻人！

  在「撤县设区」和「抢人大战」的挤压下，大城市所争抢的也正是县城所失去的。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撤县设区」从空间和人口上，让部分县城融入大城市，大部分县城所面对的是「抢人大战」中的人口吸纳！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先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一文中阐述了中国人口流动情况：

  沿海地区具有更多人口流入地；而且那些在沿海大城市周边的地区也是人口的流入地，只是没有大城市的吸引力强大而已；而那些远离沿海大城市的区域大部分都是人口流出地。很明显，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的流入人口大部分出自那些远离大城市的县域。

  那么为什么鲜有城市（尤其是县城）能安然停留在「小而美」阶段？为什么「抢人」的城市鲜有顾忌所谓的「大城市病」而停止？想清楚城市扩张背后的经济账，是县城应对城市极化发展前最应该做的事情！

  首先必须澄清的一个概念——「大城市病」的叫法并不准确。城市发展中会出现交通拥堵、城市环境不佳、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负担过大等「城市病」。但是城市规模和「城市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出现「城市病」。

  以交通为例，很多人认为，被戏谑称为「首堵」的北京一定是交通状况最差的中国城市。

  但是《高德地图：2020年Q3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被检测的25个全国主要城市中，拥有非流动人口为2154.2万人、机动车保有量超过600万台的超级大都市北京，交通健康指数为52.66%，排名第17；

  而常住人口为432.3万人（约为北京人口数量的1/5）、机动车保有量不到200万台（约为北京机动车数量的1/3）的贵阳，交通健康指数却低于北京，为50.12%，排名第20。

  ▼ 图注：以交通为例，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越容易出现「城市病」，回到正文

  再如，很多人会认为山清水秀的「长寿之乡」广西巴马，比起空气质量不佳、居住拥挤的大城市而言，人均预期寿命一定会更长。

  但实际情况是巴马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是和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持平，为76岁；而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城市是上海！2018年，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为83.63岁，而北京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高达82.15岁。

  实际上，只有「城市病」，而没有特殊的「大城市病」。出现「城市病」，与城市的管理体制、财政和资源分配体制有关，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关系。

  「大城市病」的叫法有失公允，甚为偏颇。而且，城市规模越大，越容易克服「城市病」，越容易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也是城市极化发展的核心动力。究其根本，尽可能地「扩张规模」，尽可能地「吸纳年轻人」，其背后是一笔「经济账」。

  特别要指出的是，搞清楚城市扩张背后的「经济账」，不仅对大城市很重要，而且对县城很重要。县城只有透彻地理解所失去的，才有机会在未来赢得发展机会。

  正如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到的，城市是经济要素的聚集体和承载空间。城市极力扩张的背后动因在于，越是扩大规模，城市发展越「合算」。

  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杰弗里·韦斯特在他所写的《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一书中指出：城市的基本特征，即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率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系统性提高。

  这一伴随规模扩大而出现的「系统性」附加值奖励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为「规模收益递增」，而物理学家则会视同更加时髦的术语——「超线性规模缩放」（superlinear scaling）！

  如图所示，具体的数值对应关系为：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基础设施（如加油站、医院、学校等）规模之间的增长呈亚线；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产出规模（如GDP、创新成果、专利数量等）之间的增长呈超线。

  按照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的规定，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将这两个等级的城市抽象为一个500万人口城市和一个50万人口城市进行对比。

  两个城市之间的人口规模是10倍关系。基于这个10倍的人口倍数，可以推算出：在基础设施方面，两个城市的倍数关系相差100.85，大概是7倍；带来的产出倍数相差101.15，大致为14倍。

  如此推算，虽然人口扩增10倍，但是带来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并没有达到10倍（只扩大7倍），而城市获得回报却超过10倍（扩大14倍）！

  城市当然愿意扩增人口规模！这不仅仅是在数学模型中的「纸上谈兵」，在现实城市发展中，也同样遵循着「规模即未来」的发展规律。

  纵观全球，要素向大都市聚集已经成为未来趋势。在亚洲，世界级城市——东京以0.6%的土地承载了日本10%的人口；东京都市圈3 728万人口，占全国35.11%；东京GDP占日本GDP的19.5%。

  像美国三大城市群，即大纽约地区、五大湖地区、大洛杉矶地区所创造的GDP占全美国的60%～70%；日本的大东京地区、大阪神户地区、名古屋地区创造的GDP占全日本70%左右。

  2005—2017年，在全美创新产业经济增长额中，波士顿、旧金山、圣荷塞、西雅图、圣地亚哥五大「科技重镇」占比超过90%。同时，上述城市的创新产业就业岗位数，也从全美占比17.6%上涨到22.8%。

  在欧洲，即使是被奉为中小城市体系圭臬的德国，人口也在向大城市聚集。这一发展状况的赢家主要是德国大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通勤带」。

  具体而言，人口研究学者预计，德国乡村的居民越来越老龄化，而城市人口越来越年轻化。到2030年，像柏林、汉堡等大城市的人口将最多增长10%，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城市的人口也有了显著而持续的增长。

  不仅是国外的城市，而且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都将如此。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同月，习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提道，「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由此可见，以中心城市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将是中国发展的战略重心。

  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相关政策就已经出台。这使得已经「极化」的城市发展过程进一步明朗化。

  2020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分类提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在此政策公布不久，2020年4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明确指出：

  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鼓励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

  可以说，上述政策无疑为今后大城市的「抢人」带来了政策支持。以行政手段抑制城市极化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一直在说城市之间的「抢人」。如果仔细看看各个城市的优惠政策，会发现大家所争抢的核心是年轻人！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吸引年轻人能为城市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说到底，这依旧是一笔经济账。那么，城市大力吸引年轻人，到底合算在哪里？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城市的社会保障就要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最典型的就是养老保险抚养比问题。养老保险抚养比是指在职人数与退休人数的比值。在职人数越多，就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数越多；退休人数越多，则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越多。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当期将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耗尽；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预计在2024年出现累计赤字。

  如不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养老保险抚养比将从2019年的2.65∶1下降到2050年的1.03∶1。目前，东北三省的养老保险抚养比约为每1.5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政府已经担负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但是，未来要想吸引年轻人也并非易事。从美国鲁金斯研究院绘制的中国人口变迁预测可以看出，年轻人未来也会成为一种「短缺资源」。所以，各个城市都必须使出十二分的力气，努力吸引年轻人，才可能避免目前已经在东北三省发生的养老保险抚养比问题。

  科技创新不是大城市的专属。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要想在产业上有所发展，必须重视科技创新。在《中小城市的产业逆袭》一书中，对于地级市、县级市及县域发展科技的重要性与如何发展科技产业已经进行详尽阐述，在本文中对此不再展开叙述。

  要想发展科技产业离不开年轻人，因为他们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平均年龄为35.9岁。其中35岁以下占48.8％，2017年与2013年相比，平均年龄下降了0.9岁，35岁以下的比例增加了3.1%。

  2020年3月30日，脉脉发布《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从中可以看出，在全国二十个头部科技企业中，只有四个企业（滴滴出行、华为、阿里、新浪）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越是新崛起的科技公司，如快手、拼多多、字节跳动（今日头条的母公司），平均年龄越低。

  不仅国内如此，国外科技公司也是如此。根据美国薪酬调查机构PayScale的数据，2018年苹果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为31岁，Google为30岁，Facebook、Linkedin为29岁。

  所以，吸纳年轻人不仅是找到劳动力的问题。要想创造更多财富，必须依赖科技；而科技的创富奇迹是以「奋斗的青春」为前提的。

  科技创富可以拉动经济，刺激消费同样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刺激消费是促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2020年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二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2020年，各个城市也都通过发放消费券、电子红包及鼓励地摊经济的方式提振商业消费。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年轻人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同样是城市消费的主体人群！

  尼尔森（Nielsen）新发布的《2019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社会主流消费人群逐渐从「70后」/「80后」向「90后」/「00后」快速转移，年轻群体个性化的消费特质开始主导市场。以海尔旗下年轻品牌Leader为例，仅2019年一年时间，中国年轻消费者就在这个品牌上花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长沙更是高达27.4%。

  所以，无论从降低城市社会保障负担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得青年者，得天下」！

  综上所述，城市极化过程就是城市经济最大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小城」未必能持久地「美」下去，但具有足够规模优势的「大城」可以同样做到「美」且「大而强」。

  基于此，我们回顾开篇所提到的「撤县设区」和「抢人大战」两个城市极化现象，会发现大城市对县城发展空间的挤压不会停止，还会加剧。未来中国大部分的县城面临着「非生即死」的命运挑战！

  2021年2月21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显然，2021年中央所提出的「全面乡村振兴」和这种「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给县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这次机遇对于县城而言，当然是一次「求生」甚至「逆袭」的好机会！但要想把握住如此良机，还要靠县城充分认知自己的特点，找到自身的特点和时代机遇之间的契合点。归根结底，机遇面前「县县平等」，谁的挖潜能力强，谁才能「借得东风」。

  那些善于挖掘自身「相对优势」，并能充分「放大相对优势」的县城，最有可能是在「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过程中，实现对农村人口的有效吸引，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壮大自己，反之，乡村人口则有可能直接越过县城，向区域中更高能级的中心城市聚集。

  有两种具有「相对优势」的县城最有可能抓住机遇脱颖而出：一种是那些靠近大都市的县城，通过放大自身距离大都市近的优势最终得以壮大，我们称之为「小卫星」式县城崛起；另一种是那些远离大城市的县城，通过自我抢夺腹地最终发展为区域中心，我们称之为「小恒星」式县城崛起。

  这些能够崛起的「小卫星」式县城，具有紧邻大都市的距离优势。它们与大都市核心区的距离通常不会超过100千米。

  它们抓住与大都市郊区地理空间无异，但各项经济成本相对更低的「相对优势」，紧紧依附大城市，瞄准大城市的人群和资源，承接大城市的人口、产业和创新外溢。有的发展成为卫星城市，有的成为强势产业城市或文旅休闲城市。

  国内大部分经济百强县是通过依附大城市而崛起的。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50%以上的百强县位于大城市及周边。

  另外，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发展报告》数据，百强县（市）大多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发展，可划入城市群或经济圈的多达96个。在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圈中，都不乏这种「小卫星」式崛起的县城。

  河北固安距离北京50千米。它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依靠北京承接产业转移，来自北京的项目占总数的80％以上，项目总投资占投资总额的80％以上。

  苏州昆山距离上海67千米。它依托上海成为中国百强县之首，始终致力于主动「融入上海、配套上海、服务上海」，当年建设花桥国际商务城就是「不是上海，就在上海」，而如今依托上海创新，正在成为光电、半导体、小核酸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创新地。

  惠州博罗县距离深圳70千米。它抢抓高铁机遇、全面对接深圳产业辐射，重点承接珠三角核心区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等产业转移，是珠三角关注度最高的宜居城市之一，也是广东仅有的一个百强县。

  2020年11月3日公布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可以说，中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新的极化城市出现、新的都市圈形成时，在其周边的县城就有可能成就「小卫星」式县城的崛起！

  能够成为「小恒星」式崛起的县城，一般并不在大城市辐射范围内，甚至地处省界边缘。它们很难依托大城市，往往通过争抢自身周边的腹地资源进行自我发展。

  这些县城通过努力逐步成为小区域的人口或经济发展高地，形成在一定范围内的辐射带动作用，最终实现边缘逆袭，成为区域的中心。这种「小恒星」式县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小恒星」呢？是某个区域中的产业高地、城市服务高地还是文化高地？

  但是无论如何确定自身的中心定位，要想成为「小恒星」式的县城，都需要精确地划定自身的经济腹地范围，都需要有「跨界」思维，即不要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要充分挖掘县城的经济地理属性，重新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坐标系。

  实际上，在已经成功成为「小恒星」式县城中，有很多都是地理位置位于省域边缘的县城。它们突破行政区划的分隔，形成跨省吸引，成就了以自身为中心的范围经济区。我们来看以下两个典型案例。

  地处苏北，靠近山东，距离宿迁55千米，距离淮阴68千米，距离连云港机场60千米。

  以「沭阳速度」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连续8年跻身全国百强县；沭阳瞄准区域腹地，推进物流、教育、商业、创业孵化四个中心，兴建苏北教育高地；在做大花木传统产业的同时，积极对接长三角新兴产业，成为先进产业基地。

  最终在2012年位居全国百强县第57位的沭阳在2019年跃升至第39位。

  地处河南与山东交界，距离新乡80千米，距离开封70千米，距离菏泽90千米。长垣原来是两省交界的「零资源县」，现在慢慢的变成了「自生长」的区域高地。

  长垣曾经是贫困县和三类县，通过大力实施人才计划，做大教育，构建职教名片；通过做大优势产业，长垣在起重机械、防腐等领域都形成了明显的市场占有率优势，成为著名的「中国起重机械名城」「中国防腐蚀之都」。

  沭阳和长垣的成功无疑都是建立在打造产业高地的基础上。但是地缘地理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沭阳、长垣，它们或在苏北与鲁西南交界处，或在豫东地区与鲁西交界处。

  虽然苏鲁豫三省行政区划不同，但是交界区域乡音相近，民俗相同。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沭阳或长垣有可能突破省域界限，成为跨省经济区域中心。

  其实正是由于中国行政区划的特点，很多县城与上述两个城市类似——都处在这种「行政单元不同，但是人文地理同属一处」的省域交界区域，也存在跨省建立自身经济腹地的可能性。

  中国在行政区域的划分上，自古以来遵循两个原则——「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

  所谓「山川形便」，是指以山川河流为界，划分行政单元。这种划分方式使得独立的地理单元与行政单元重叠。

  但是，这种「山川形便」的省份或地区在中国并不普遍，比较典型的有海南、台湾、山西、江西。

  前两个因为属于与大陆隔离的岛屿，地理单元独立性很高；山西通过黄河、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形成与周边省份的天然分隔；

  江西西部以幕埠山和罗霄山与湖南分隔，南部以南岭（大庾岭）—九连山与广东省分隔，东部以赣东北丘陵—武夷山与浙江省及福建省分隔，北部以长江与湖北及安徽分界，群山与大江把江西分隔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

  为了避免形成地方割据，中国大部分行政区划一般都遵循「犬牙相入」原则，即打破地理单元，各个省份之间的人文风貌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交错」。这种「犬牙相入」是中国行政区域划分上的普遍现象。

  例如，陕南的汉中、安康，位于秦岭以南。它们虽然属于陕西，但是在地理气候上和四川无异；四川的阿坝、甘孜则是和西藏、青海一同站在中国地理第一台阶上，但四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中国第二地理台阶上。

  ▼ 图注：地处「北方的最南方和南方的最北方」的商洛，借助地理优势发展气候康养，回到正文

  如此看来，这种「超越行政边界，自我形成区域中心」的「小恒星」式县城，绝非个例。很多在省内处于边缘的县城，可以充分学习沭阳、长垣的经验，在寻找自身经济腹地时，积极转换坐标系：跨省拓展腹地，同样能够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中心！

  总之，面对更高级别城市对县城在人口和空间上的挤压，有些县城依然可以在大浪淘沙中勇立潮头，在「非生即死」的选择中，通过放大相对优势，成为主宰自身命运的弄潮儿！

  要想成为县城发展的赢家，到底应该如何放大相对优势？要想真正做到在城市极化过程中对抗更高级别的城市，形成对人口和经济要素的反向吸引，县城在行动前必须先梳理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直言不讳地讲：非常困难！以县城的城市能级很难长久留住年轻人；把年轻人固化在规模有限的县城中，也不符合未来中国都市圈发展的趋势，更不符合城市极化发展的规律。

  但是，「不能永久留住年轻人」不等于「不去吸引年轻人」。县城可以做到的是成为年轻人从乡镇走向更高能级城市的驿站！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中国进入城市化时代》一文中提出：从农民到市民到中等收入人群的一分子，这往往需要代际交替才能完成。县城及小城镇在当下仍是享受城市生活方式、培训合格市民成本最低的聚居地……

  每年为了就学、就医、打工都会有大量的人群从农村进入县城，也会有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人离开县城去更大的城市，所以，从统计上看县城的人口总量变化不大。有时稍减，有时略增，驿站特征明显。

  其优越的性价比使它成为许多城市新移民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城市新移民新人生的第一个培训站。它在人的一生及代际交替中经常会起到长短周期的驿站作用，这是所谓「落脚城市」与成熟城市的不同之处。

  同理，只要保障县城人口的「进水量（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外来人口输入）」「出水量（人口流失）」，「人口池」中的「水位」就会增长，县城就会更加健康地发展！这种流动中的人口增长，可以称为县城人口的「水池模型」。

  既然年轻人终究会走向大城市，那么县城的人口吸引重点就应该是「流量」而不是「留量」。充分想办法开源引人，才是县城人口政策的发力点！

  同样，既然关注的是「流量」，那么对待目前停留在县城中的年轻人，就应该是——

  基于「为我所用」的人才使用逻辑，对待县城中的年轻人，应该是「孵化逻辑」而不是「留人逻辑」。

  具体而言，就像企业有生命周期一样，人才发展同样也有生命周期。假设年轻人会在能力最强的时期「能级跃迁」到大城市，那么尽量让成长曲线冲高，不仅符合年轻人的诉求，还会给县城带来更大的人才价值收益！

  所以，县城不仅要充分利用好「起飞前」的人才价值，还应该为年轻人提供能力增长的孵化环境。这种「孵化逻辑」不仅可以有效地吸引年轻人，还能让县城得到更大的人才价值收益！

  从关注人口「留量」到做大人口「流量」，县城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大「流量」？

  要想做到「人口开源」，就必须搞清楚县城吸引年轻人的初始引力是城市生活还是生产就业。当然，城市生活和生产就业对年轻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但是

  道理很简单：一个县城要想对年轻人形成就业吸引力，就必须首先对企业形成产业吸引力。但是要想对生产企业形成吸引力，就要涉及企业的选址偏好、生产成本优势、税收优惠等条件谈判。

  尤其是对于那些科技企业而言，没有大学的县城是无法提供足够的人才供给的。这就更容易让县城陷入死循环——因为开始县城还没有吸引到足够的人才，所以找不到好企业；因为没有好企业，所以更没法吸引到年轻人。换而言之，一般的小县城想通过「乐业」带动「安居」，难度非常大。

  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以「安居」形成对年轻人的初始吸引，则要容易得多。回顾前面所提到的：县城是年轻人进入城市发展的驿站，是他们感受与享受城市生活的落脚点。

  ▼ 图注：小县城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实现以「安居」带动「乐业」，回到正文

  县城中具备了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医院、学校、文化休闲设施等，而且比大城市具有更高的性价比。所以，凭借已有的城市基础进行城市品质提升，更容易操作，更适合作为吸引年轻人的初始引力。

  所谓超品质，是指打造出不逊于大城市的生活品质。这种超品质可以体现在城市环境、城市医疗服务水平、教育水平、商业休闲服务类别等和城市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

  超品质体现的是县城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前瞻性；它和政府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心血直接相关，但是和投入的资金没有直接关系。

  而所谓超规模，是指超过县城自身需求规模的城市建设投入。这种超规模的建设投入，往往会伴随着高风险——很容易因为使用率不高、人气不足，最终成为一种建设投入浪费。

  因此，对于县城而言，应该通过超品质的城市生活供应，形成对年轻人的吸引，而不是简单地采取超规模的方式投入几个最终寂静无声的样子工程。

  为什么是超品质而不是超规模，再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有限！相比大城市，县城的城市空间有限，市场容量有限，经济规模有限，资金规模更有限！正因为县城的有限，不要指望一开始就让整个县城的角落都超品质，也不要奢望整个县城都能让年轻人眷恋不已。

  将有限的资金分散地投入县城建设的方方面面，最终的结果就是哪里都做不到超品质，方方面面都不能带来质的飞跃。所以，县城的品质提升不能「平均发力，全域开花」，而要集中发力，有重点地突破带动！

  在有限的条件限制下，县城需要率先选定重点区域范围、重点城市服务方向，进行靶向提升。

  只要县城有某个区域看上去明显高于县城的平均水平，只要县城的某几个方面城市服务水平超过县城的平均水平，那么就能让县城「看上去」有了提升，形成初始吸引力。随着年轻人的聚集，县城就可以不断滚动提升，最终实现真正的品质提升。

  基于「集中发力」的发展原则，县城在城市品质提升的过程中，需要集中打造一片都市展示区。这个都市展示区犹如县城的一块「飞地」，可以和县城现有的一切都不一样。

  重要的是，它一定是一个高度浓缩的都市，让年轻人在这里感受到大都市的繁华；它一定是一个缩小版的「未来之城」，展示着县城的明天；它一定是一个功能复合的综合社区，将各种超品质的城市功能集中布局。

  除上述特点外，都市展示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可以是县城现有城区，也可以是县城的新发展区，但它一定是城市的中心区——城市人气和功能最集中的区域是最容易实现提升的区域。

  还是因为县城的有限，所以，县城没有反复试错的资本，县城对年轻人的初始吸引力打造要的是「一击必中」。这种保证成功率的思考方式是县城品质提升的底层逻辑。

  综上所述，无论「小卫星」县城还是「小恒星」县城，都应该明白——县城在吸引年轻人的方式上，不可能套用大城市的方式。只有把握住上述三个核心原则，县城才能「基于县城的局限性，又能超越县城的局限性」，在城市极化中形成对年轻人的反向吸引力！

  唯有如此，县城才有可能在城市极化过程中「抢到人」；唯有如此，县城才有可能在严峻的城市竞争中，面对何去何从的命运抉择，做到心中有数，从容应对。

  县城需要「缩小距离」——读懂年轻人，缩小他们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为他们定制一座「梦想之城」；

  县城需要「放大优势」——看清自身的特点，放大年轻人所看重的优势，让县城具有不逊于大城市的魅力。

  县城的商业中心本该是城中人气最旺的地方，但是随着电商的冲击和人口的流失，很多县城的商业中心别说比肩大城市了，就连昔日的繁华都不复存在。

  面对这种情况，县城应该从何做起才能打造不输于大城市的繁华商业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剖析在互联网时代商业繁华的本质是什么。

  电商对实体商业的冲击已经非常明显和普遍。无论大都市还是小县城，传统百货商业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电商不断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网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渠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业中心的消亡。

  实际上，大都市中的很多商业综合体依然是城市中心的人气聚集地，如大悦城、K11、太古里等。这些成功的商业综合体到底做对了什么？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这些商业中心的功能从「卖货」转向「社交」！尤其是那些针对年轻人的商业中心更是如此。商业中心提供给年轻人的是聚会场所。年轻人在聚会的同时，「顺便」购物。

  可以说这些商业中心深谙著名建筑师、城市设计师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一书中所揭示的「空间真理」——人和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集中是任何事情发生的前提，但仅仅创造出让人们进出的空间是不够的，还必须为人们在空间中活动、流连，并参与广泛的社会及娱乐性活动创造适宜的条件。

  所以，这种商业功能从「购物」迁移到「社交」，正是回归到人类对公共空间的本质诉求。这种具有普适性的空间诉求——不仅适用于大都市的商业中心，还同样适用于县城的商业中心。

  县城打造不输于大城市的繁华商业，不是要求县城创造出比大城市更大的商业规模，打造一个大而无当的商业广场，而是要为年轻人提供和大城市商业中心一样的社交空间。

  县城的商业中心需要的不只是建设一个外观酷炫的「大盒子」，更在于内部可以提供符合年轻人社交需求的消费场景：这里是否有时尚洋气的约会场景？是否有呼朋唤友进行密室逃脱、电竞等组团游戏的场景？是否有网红美食？是否有「破圈」的二次元活动……

  如果县城的商业中心能够对上述问题交出让年轻人满意的答卷，那么也一定会对年轻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当县城的商业中心承担起年轻人的「社交空间」的功能时，也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大都市年轻人的社交生活模式是否适用于县城？同样的功能在县城同样能吸引到年轻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互联网造就了消费人群的「高线趋同化」。

  具体而言，互联网的信息同步让县城的年轻人具有和大都市年轻人同样的标准要求！

  2020年2月，腾讯广告发布的《正在消失的壁垒——腾讯2019小镇新青年研究报告》指出：高达63%的三、四、五线城市青年曾在一、二线城市长期生活。

  小镇新青年（18～39岁并生活在三、四、五线城市，小镇回流青年和小镇本土青年融合后的群体）在吃穿用住等各方面，都释放出与一、二线城市趋同的需求，即消费标准及审美要求逐步向一、二线城市看齐。他们的消费呈现出「高线趋同化」。

  ▼ 图注：曾在一、二线城市长期生活的小镇青年，消费呈现「高线趋同化」，回到正文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已经让所有年轻人在网络世界实现了「世界大同」，县城的商业中心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世界大同」拉近到小镇新青年的身边——不必到大城市，就能感受到大都市的商业繁华，这对年轻人难道不是一种打动力吗？

  县城毕竟不是大都市，要打造「不输于大都市的繁华商业」，县城的繁华商业和大都市的繁华商业是否存在区别？

  从本质上说，县城的繁华商业不逊于大都市的是「商业浓度」和「商业品位」，而不是「商业规模」。

  大都市可以有多个商圈，多点繁华；但是县城的繁华就是集中发力，将一点做足。

  更为重要的是，县城的商业繁华比大都市更需要人气「外显度」！大都市本身人口基数就大，商圈的繁华程度，关键在于防止被其他商圈稀释；但是县城人口本身就不多，而且需要通过繁华来吸引人气，所以，「显得」繁华是真的繁华的前提！

  商业中最朴素的道理就是：人们都喜欢扎堆，越是人多的商店/餐馆，大家越是喜欢去，于是人多的地方就越发生意兴隆。县城的商业也是如此，如何让人「显得很多」是人「真的很多」的前提。

  这同样需要在商业空间上进行营造。这种空间营造的核心就是「人为制造熙攘感」——通过空间的设计，让空间中不多的人看上去很多。如何能做到呢？其核心在于把握商业空间的「窄」与「亮」。

  所谓「窄」，就是通过控制空间尺度，压缩空间，凸显人气。《建筑模式语言》中写道：「一个直径为100英尺（约30米）的广场，如果游人少于33名，就会显得空空荡荡。而只要有4人就可使一个直径为35英尺（约10米）的广场生气勃勃。」

  所以对于县城商业中心，尤其是商业街的规模而言，「宁可窄一点不要宽一点，宁可短一点不要长一点」。

  所谓「亮」，就是通过灯光照明的设计，让商业中心即使没有人，也能让人感到温暖不冷清，如著名的旅游城市——美国圣安东尼奥市。

  圣安东尼奥河城市段的滨水步道（River Walk）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商业街区。城市对于该商业街区的灯光设计有着明确要求，包括：在河道旁并且在河道上可以看到的外部阳台、门廊和檐篷应使用与60瓦白炽灯泡等效流明的光源；光线K之间，光线或更高等。

  总之，要打造「不输于大都市的繁华商业」，县城要做的不是投入更多资金，而是巧花心思——精心设计，打造出令年轻人感到「不落后」的繁华商业，从而形成对他们的吸引力。

  如果县城商业要做到的是「不输于」大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县城还有什么能够「赢过」大城市的吸引力吗？有的！那就是比大城市更浓厚的人情味儿。

  《正在消失的壁垒——腾讯2019小镇新青年研究报告》中提道：对于事业与生活平衡的考虑，促使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归县城。对于父母、家庭、工作压力、生活节奏、经济基础等多方面的考虑，都是促使小镇新青年回归家乡的原因。

  这种温暖的「人情味儿」能否被「显性化」表达在城市环境建设中呢？能！人情味儿不仅可以显性地表达，而且人情味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聚焦点——孩子。

  具体而言，相比一、二线城市，小镇新青年的结婚年龄更小，理想的结婚年龄是27.09岁；而一、二线城市，理想的结婚年龄是28.13岁。与大都市青年相同的是，已为人父母的小镇新青年也始终想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环境。

  因此，县城可以首先以「儿童友好」为切入点，打造一个对年轻人、年轻家庭都具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

  打造「儿童友好」城市虽然是一个涉及城市妇幼保健、教育、治安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但是「儿童友好」城市的打造起点并不高。即使是经济规模有限的县城也能做到。

  具体而言，虽然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提升需要不少的资金投入，但是如公共场所中设置哺乳室这样的贴心设计完全可以结合各地推行的「厕所革命」一并进行；再如在公共场所提供免费童车，也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除上述措施外，找到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痛点」并加以消除，更是打造「儿童友好」城市的方式之一。

  例如，目前道路交通伤害是我国1～14岁儿童第二大伤害死因，仅次于溺水；在15～19岁青少年死亡原因里道路交通伤害则成为第一大伤害死因，占到了53%。

  因此，通过「限制机动车车速」「事故多发区评估监测」「设计儿童安全过街路径」「一盔一带（安全头盔和安全带）」等措施，都可以在资金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大大提升城市中的儿童交通安全，让整个县城成为年轻父母没有后顾之忧的儿童安全城市。

  除打造「儿童友好」城市外，打造温情城市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关键在于，需要县城真正站在小镇新青年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温暖。无须多言，一个有温度的县城显然比「举目无亲」的大城市更让人眷恋。

  对于县城，如何孵化年轻人，让他们在前往大城市之前具有更大的能量，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县城所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县城打造教育高地，尤其是打造中高等职业教育基地！

  现在「小镇做题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名词。「小镇做题家」被用来形容出身乡村或小城市的某些学子：他们通过在乡镇中学残酷的「题海战术」考入大都市的名校，却又哀叹前途渺茫，通道受阻，自嘲不已。

  「小镇做题家」的现象虽然具有典型性，但是相对于中国年轻一代而言，并不具有普遍性。大部分出身乡村或小城市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是他们的主流命运。实际上，这些没有成为「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更渴望学习。

  从《正在消失的壁垒——腾讯2019小镇新青年研究报告》的数据看，62%的小镇新青年在过去三年曾报读自我提升课程。实现升学或考研、满足学习新知识的兴趣爱好、提升职业技能是排名前三的课程选择。

  所以，如果县城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让年轻人具有一技之长，这对于县城及周边乡村的年轻人都具有很高的吸引力。

  而且，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根据《2016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职院校农村孩子的比重逐年上升，已经达到53%。

  ▼ 图注：高等职业教育对县城及周边乡村的年轻人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回到正文

  在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生源大部分来自西海固（就是口碑极好的电视剧《山海情》故事原型所在地）等相对落后地区；即使是属于大城市中的天津职业大学也有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户籍为天津的学生也大多来自天津周边的农村地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职业教育就是民生工程。

  职业教育可以为年轻人提供一条上升通道，让他们一技傍身，为进入大城市积累能力。

  对于那些希望成为「小恒星」式的县城而言，打造「职教高地」，更可以有效吸引周边县市的年轻人，形成教育人口的吸附；同时，职业教育是帮助县城周边贫困乡村「扶贫先扶智」的有效方式，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扶贫项目，也是乡村振兴中「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之一。

  良好的职业教育不仅可以为县城及周边乡村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更广阔的上升通道，还能够为县城的产业提升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可以说，有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将极大地帮助县城引来优秀的企业，带动县城产业的提升发展。

  其实，很多县城中都有职业教育，但是为什么很多县城的职业教育并没有起到帮助年轻人上升的通道作用呢？这是因为，很多县城内的职业教育所教授的知识不仅是过时的，而且与当地企业需求脱节。

  实际上，「立足地方，服务企业」是中小城市职业教育的核心本质。很多县城职业教育的问题在于：培养的是「只会动手」的初级技工，他们能够胜任的仅仅是工厂流水线工人的职位。

  甚至，这种流水线上的工作在工厂里培训三个月就可以上手。这种职业教育还谈不上真正服务企业。

  从企业角度看，很多企业都有自身的研发设计中心，也容易招到流水线工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最需要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是把工程师的设计变成生产工艺的中间环节。在这个环节，需要有人对上能听懂工程师的设计理念，对下能组织现场生产，指挥工人。这就是流水线主管的核心职责。

  真正有吸引力和提升力的职业教育在于，能够为企业提供「既能动手，又会动手」的流水线主管。如果县城的职业教育能够提供高阶技术培训，不仅能够更好地引来企业，还能真正让年轻人拥有更宽阔的上升通道。

  总之，职业教育是县城吸引年轻人并孵化培育产业技术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县城能够提供给更多年轻人进入大城市之前最好的能力积累方式之一。这些都是作为驿站的县城比大城市更有优势的地方。

  塑造本地的文化自豪感，有助于凝聚起新进入县城的年轻人。更为重要的是，县城树立文化自豪感，有助于对那些走出县城的年轻人形成感召力。他们虽然不再回到县城发展，但是他们可以为县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县城，要想形成感召力，不能变成「掉书袋子，钻故纸堆」——这很容易走入「有说头儿，没看头儿」的文旅营造误区；回归初心，县城的文化感召力是对外部的「年轻人」打造的吸引磁极。因此，文化感召力要成为年轻人感兴趣的城市旅游体验。

  无论选择何种文化资源进行文化自豪感的打造，对于县城而言，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强调本地文化，以及如何强调本地文化。为此，在文化自豪感的塑造上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发展县城旅游，不一定要把县城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支撑城市发展的强产业。实际上，县城中的旅游资源很少能支持高能级的旅游产业。县城一定要把握一个重要原则：发展旅游，目的是提升城市影响力和认知度，从而构建起城市品牌！

  为此，县城所要做的并不是打造「旅游景点」，而是「城旅一体」，即将城市的商贸、文化、生态、城乡建设等进一步融合，推广自身城市品牌，推广城市人文气息，做大城市认同。城旅一体发展是「宜游宜居宜业」的城市品质提升过程。

  在文化自豪感的塑造中，美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作为饕餮大国，中华大地的每个县城都有自身独有的美食，都是吸引新人和牵动故人的最佳磁极。

  而且随着图片社交时代的到来，美食图片和美食视频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交载体与传播媒介，美食是最鲜活的城市品牌。

  将美食当作城市品牌来塑造时，特别应注意「本土美食的出海」和「国际美食的落地」。

  很多地方都认为本土美食很有特色，但是「土得上不了台面」，不如其他的文化资源更有文化品位。其实，「土」与「不土」并不重要，好吃且能形成文化共鸣，就能打动人心。

  「驴肉火烧」是河北省很多县市都有的一种小吃。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这绝对不是什么大菜。但是，「驴肉火烧」已经成为很多外国人美食地图上的重要组成。他们不仅把「驴肉火烧」翻译为「驴肉汉堡」（Donkey Burger），而且发明了一种驴肉火烧的新吃法——驴肉火烧配勃艮第红酒。

  不仅如此，主打保定驴肉火烧的连锁店「DonHot噹哈驴火」，其创始人王鑫新不仅拿到了1000万元天使轮融资，而且把驴肉火烧品牌开设到了意大利米兰。不难看出，乡土的美食同样可以给小地方带来大传播。

  「国际美食的落地」对县城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县城给年轻人带来都市感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很多一直以来被认为属于都市的国际品牌已经开始下沉。

  早在2019年，星巴克就宣布：公司计划于2022年之前，将全国门店数量扩张至6000家，入驻230个城市。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未来几年内，星巴克每年开店数量将超过600家，将更多下沉到中小城市。

  从星巴克的发展计划中不难看出：那些在大都市周边的县级市，以及沿海经济强省中的县级市，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品牌优先入驻的区域。

  例如，星巴克已经入驻昆明下辖的县级市安宁市；在浙江省，星巴克则入驻了慈溪和余姚。所以，那些希望成为「小卫星」式县城的县城，应该积极对接这些国际品牌，塑造自身不输于大都市的文化自豪感。

  综上所述，无论县城如何打造，关键在于让「驿站」成为年轻人「梦开始的地方」，这是县城在「非生即死」的城市极化过程中，最要紧的发展出路！